在出版界，古籍出版选题狭窄、受众面小是普遍共识。然而，中华书局却在此方面突围有效。7月29日，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发布，中华书局第五次荣获图书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作为国家级大奖，荣获一次已很不容易，五连冠更是难上加难。中华书局获奖的秘诀在哪里？它有哪些出版经验值得借鉴？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兼古籍出版中心主任张继海，他就5届获奖图书向记者解读了其中的奥秘。

及时把握学术研究动态

分析获奖原因，张继海认为它们普遍具有前沿性、挑战性和集成性。比如，第一届获奖图书《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上、下）》和第二届获奖图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下）》的前沿性特征明显。

2006年，《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上、下）》出版时在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原因是失传达千年的北宋《天圣令》在该书中充分体现。

此前，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堪与西方媲美，被称为“中华法系”，此在唐宋时期（特别是唐代）以完备的“律、令、格、式”4种法律形式为代表。但是由于“令、格、式”古籍资料的亡佚，对唐令的研究必须借助日本学者编著的资料。

“20世纪末，历史学者戴建国撰写的其在天一阁找到北宋《天圣令》经过的稿子，被我们及时关注到，我们意识到这一发现意义重大，特别是里面提到唐朝的222条天圣令是学界很难看到的内容。”张继海说，随即，时任副总编辑徐俊与受天一阁委托承担整理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联系，表达了中华书局出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项目的愿望，并全程参与到后续的整理和协调工作中。

“该项目出版后果然影响非常大。此后又陆续有学者发表文章，使研究和整理互相促进。”张继海说，“掌握学术研究最新动态，在选题上慧眼识珠又马上跟进，非常重要。”

同样，2008年出版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下）》选题也是时任副总编辑徐俊在和吐鲁番研究专家荣新江、李肖、孟宪实长期交流跟踪过程中获得的信息，该书的出版再次让学界欣喜。

勇于挑战高难度选题

古籍整理出版不是随便拿个底本就是“菜”的工作，好的选题往往难度系数很高。比如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元典章（全4册）》（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五礼通考（20册）》。

《元典章》是元朝的一种特殊的法律汇编，全名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此前无人整理，是因为元朝的语言、格式、制度等与其他朝代不一样，像‘天书’一样。为整理元典章，元史权威专家陈高华先生专门成立了一个‘元典章读书班’，大家几乎每周一次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读元典章，一条一条地读，读了好几年。2011年《元典章》出版后反响非常好。”张继海说。

学者整理不容易，责任编辑的编辑任务也不轻松。类似的还有《五礼通考》。《五礼通考》有600多万字，从2004年开始点校到2020年正式出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方向东、王锷两位学者倾注了16年的心血。出版方中华书局有3位编辑参与其中，仅集中编辑阶段就做了两三年。“《五礼通考》的出版对中华礼制作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总结梳理，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百科全书’。”张继海介绍。

集成选题也会出好书

在集成类选题中发掘好选题，是中华书局突破选题狭窄的又一途径。比如被学界称为“显学”的敦煌学，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能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张继海认为该书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索引式便利，还融进了编撰者自己的许多研究心得和前人未发现之处，达到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最新学术水准。

推动“显学”研究，也是中华书局出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初衷。2008年9月，为全面整理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和中华书局3家单位联合启动马王堆汉墓简帛编纂出版项目。邀请著名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率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学者、湖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力量，以及个别校外专家，共同对马王堆简牍帛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经过6年多的辛勤努力，201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终于在马王堆汉墓发掘40周年之际问世。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是张继海任中华书局古籍出版中心哲学编辑室主任时承担的项目。谈及这6年时间，他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有10余万字、50多种。许多碎片上仅有几个字，甚至一个字。字越少难度越大，每多拼一片，就得修改整个文字。该书出版后，首印1200套（每套9800元）很快销售一空，不得不加印300套，极大地推动了马王堆汉墓研究。

“这套书受学界欢迎，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整理团队的团结、拼搏精神分不开，可以说找对作者了！”张继海感慨道。

守正出新是古籍出版“正道”

对109岁的中华书局而言，值得总结的经验很多。归结起来，一直在古籍整理编辑工作一线的张继海认为，首先是守正出新。守正就是坚守专业，做自己擅长的事，即在古籍出版领域做深做透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出新就是不囿于过往经验，对于好的选题要借用新技术、新的工作手段敢于出手。

其次，坚持高质量出版，追求两个效益相统一。张继海认为，高质量出版须有精品意识，提高单品种效益。具体而言，就是注重新书“成活率”和向长销书转化的比率。好书不在多而在精，要用好书号资源。再次，做好“传帮带”。以《五礼通考》项目为例，该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基本是“两老带一新”。事实证明，出版难度大的项目对新编辑的锻炼成长特别快。经历过大项目的新编辑，后来多在工作上能独当一面。此外，大项目主要负责人一定要扎到编辑一线，了解项目整个过程，从确定体例到做出样本，必须亲力亲为，还要随时抽查、审稿，带领团队严格遵守“三审三校”流程，确保所出版的图书经得住检验。

应该说，慧眼识出好选题、拥有高素质编辑队伍、注重“传帮带”，成就了中华书局“五连冠”。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据张继海介绍，中华书局将在下半年推出《王安石文集》《十三经注疏（点校本）》等多种古籍整理好书，以迎接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