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古籍出版社是一家以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成果出版为主要业务方向，以继承文化遗产、昌明学术文化、促进社会文明为宗旨，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地方专业出版社。人力资源缺、出版规模小、盈利水平低、原创能力弱是浙江古籍社的基本状况，很长一段时间两个效益都不明显，缺乏精品出版规划是主要原因。针对这种现状，2020年我们提出“向原创要影响，向市场要效益”的战略调整，继续秉持“明德载道，会古通今”的出版理念，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努力打造具有浙江特色、全国影响、国际视野的精品出版工程，凸显浙江古籍社的出版特色。

围绕这个决策，我们充分调研，反复论证，既有坚守和传承，也有开拓和创新，重新规划部署精品出版工程。

聚焦专业禀赋保持出版定力

浙江古籍社于1983年在《汉语大词典》浙江编写组的基础上组建而成。自建社以来，几代浙古人筚路蓝缕，久久为功，一直在古籍整理出版业务板块深耕，从没有偏离过，在古籍出版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自2005年策划，历经4任社长、5届班子、15年时间才得以出版，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这是浙江古籍社建社以来第四次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有关奖项。特别是2010年年底启动的大型文献编纂出版项目——“浙江文丛”，历经10年，累计出版160余位浙籍名家的文集和20多部研究浙江的经典文献共800册，近2亿字，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是浙江省建设文化强省的标志性出版项目，也是浙江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出版工程。该书不仅是对浙江古代优秀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充实、丰富，是地方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在学术界、出版界影响深远。为此，我们规划“四部要籍产品线”，重点打造“浙江文丛”“《诗经》要籍文献丛刊”“浙学经典”等精品工程，“十四五”期间“浙江文丛”将再出版300册。

瞄准学术研究引领时代潮流

精品出版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学术出版是精品出版的核心。

浙江古籍社曾出版过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左言东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蒋伯潜的《诸子通考》、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郭在贻的《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蒋礼鸿的《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等学术著作，在业界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延续浙江古籍社学术出版的优良传统，成立浙江古籍社学术顾问委员会，不定期召开学术会议，规划“鹧鸪学术产品线”，重点打造“宋学研究丛书”“历史的原声”“考古中国”“问学丛书”等精品工程。实施近两年，浙江古籍社汇聚了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荣新江，浙江大学教授龚严明、张涌泉、桑兵，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刘跃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等一批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们既是我们的作者，也是我们的出版学术顾问，有力保证了我社的学术出版品质。

提升编辑业务强化专业素养

浙江古籍社大力培养具有良好学术素养、沟通能力、编校水平的编辑人才，大胆鼓励他们与专家学者对话，积极参加学术会议，让他们在具体的项目里、对话中成长；同时，也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设计安排培训计划，从多层面多维度提升编辑的专业能力；根据专业发展需要，不断扩充专业素养高的人才队伍，持续提升精品出版能力。

我们还开发网络课程、音频、视频、电子书等，与纸质书互为补益，力争同步数字出版，打造精品数字出版物；注重装帧设计，“好马要配好鞍”，优质的图书内容需要优美的装帧设计来呈现，把书做成一本书应该有的样子，以顺应时代的审美时尚。

“文化中国丛书”“知趣丛书”“日知丛书”和2020年度的“中国好书”《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以及近期出版上市的《摇曳的名分：明代礼制简史》等，不仅内容好、编校精，装帧设计也得到业内外好评。

创新营销理念拓展营销渠道

精品出版工程不仅仅是把好书做好，更应该把好书卖好。浙江古籍社建立编辑营销协同机制，发挥编辑的学术专业优势，让编辑参与营销，在专业学术圈中扩大影响力，这样才能吸引汇聚更多更好的出版资源。

我们挖掘传统优势渠道，积极探索新型营销模式，加快新媒体渠道的拓展，构建具有浙江古籍社特色的新型营销体系。2021年年初，《几何益智图》通过王芳直播、薇娅直播、樊登直播等平台，实现销售2万余套，销售码洋400余万元；浙江省春季馆配会上，浙江古籍社订货码洋首次突破200万元，名列全省出版社前茅；《共产党宣言》因版本别具特色，设计新颖，广受市场好评，重印11次，累计发行7万余册；天猫自营旗舰店销售同比翻了一番多；孔夫子网自营店开张后，销售持续增长，已成为本社常销的重要平台；微店、抖音、B站等平台也相继开始运营，粉丝数量稳定增长。

精品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优质的内容、优秀的编校、优美的设计、优异的营销四位一体，协同推进。

（王旭斌  系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