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业界动态

数字教材出版距教育数字化需求有多远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发布日期:2024-06-06

“着力丰富资源形态,大力开发数字教材,广泛集纳教辅、教案、课件、教学设计、虚拟仿真实验资源,汇聚部署智能作业、互动课堂、线上教研、辅助阅卷、教育评价等数字教育工具和平台。”今年1月底召开的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透露出的上述信息,为数字教材高质量建设与发展打开了指向之门。

6月1日,2024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会议在京召开。该会议延续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的方向,以“数字教材:应用、共享、创新”为主题,就数字教材如何满足我国教育数字化需求展开深入交流,数字教材使用者、出版者、研究者形成了推动教材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的共识。

场景化教学为需

“数字教材的出版可为高校课堂的教学流程和代教模式提供创新服务,还能够服务于多种多样的教学场景,为各类学科的教育提供帮助。”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曾天山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需要数字技术赋能教材,并为课堂提供场景化教学。例如在英语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数字教材可为学生提供与外国人交流的虚拟场景,让学生将学科学习与学科应用紧密结合。

据武汉理工大学校长、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宗凯介绍,高校目前运用的数字教学资源呈多元趋势,比如在线课程、数字化教材、实验实践资源、学术报告类资源等;在数字科研资源方面,有电子数据库资源、科学数据资源等。这些现状需要资源一体化、教学一体化、多种智能应用与工具一体化、多终端数据一体化,也就是资源集成数字化,而不是环节数字化。

对此,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徐晓飞也认为,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化、智能化、虚拟化等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巨大影响,导致互联网+教育、服务+教育、AI+教育、元宇宙+教育等新形态层出不穷,目前高校急需与新的教育形态配套的数字教材。

来自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邵超峰教授分享了他对《环境学基础》(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数字教材研发和实践的心得。邵超峰表示,“环境学基础”课程多次获得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是因为课程不但抓住了教育即课程思政、基础知识教育、专业能力培养这“三条主线”,还与时俱进地探索多元化教学手段,比如将纸质教材、在线课程网站和教学资源库的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有机衔接起来。

标准化建设为基

与会者认为,在信息化浪潮下,多元、海量的数字教材应运而生是教育界、出版界与时俱进的充分体现,但是品种日多的数字教材出版仍缺乏统一的标准,加之不同版本的数字教材分散在各个平台与应用软件,不利于高校师生的使用。

教育部高教司一级巡视员宋毅对此表示,在数字教材建设规模扩大以及推广应用的同时,数字教材建设与全国的目标相比,还存在着建设标准还不够完善、建设水平还不高、运营模式还不够清晰、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安全保障不健全等问题,尤其是在标准化、集成化的问题上,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打造高等教育数字教材的新生态。

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经理金更达也表示,出版社在数字教材探索中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产品设计与开发问题、技术框架与标准问题、管理与分发问题、评估与学习分析(反馈与更新)问题等。其中,技术框架与标准方面要解决跨平台兼容性与高效运行问题,确保数字教材能够在不同环境下高效运行,满足教学模式与学习环境的变革。管理与分发方面则需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教材更新、管理、分发系统和商业模式,这是数字教材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交互性出版为要

目前,数字教材出版与高等教育数字化需求怎么匹配?宋毅认为,首先要系统研制数字教材的标准,各相关单位需要针对数字技术文本的内容、配套资源和服务功能来确定建设标准,建构规范科学、切实可行的标准体系。同时注重新技术赋能数字教材建设,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展开知识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数字教材不仅仅是数字内容,更是集数字内容与数字服务为一体的学习工具。金更达建议,出版社在数字教材设计与开发上要结合学习理论和用户体验原则,研究数字教材的设计标准、多媒体集成、交互性增强以及适应性学习系统的开发。此外,要研究在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上使用的教学资源,充分体现数字教材的交互性、个性化与智能化功能。

“数字教材出版最重要的是尊重教与学的关系规律。”中央财经大学二级教授、教务处处长林光彬认为,需要处理好因材施教与教法适配的关系,教材薄与厚、多与少、精与粗的关系,分层化与个性化的关系,教与学、线上线下时间配置的关系,知识本位和能力本位的关系。

徐晓飞建议,高校的教材编写与出版机构应抓住机遇,及时识变、应变、求变、创变,充分发挥数字教材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具有数字化能力与可持续竞争力的高质量创新型人才。

打印 关闭